11月1日，我国第42次南极科学考察队（以下简称“42次”）从上海起航，当天的《新闻联播》对此进行了播报。
总计18秒的新闻里，镜头扫过我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“雪龙2”号和它左舷边的一排队员。如果把这个画面定格、放大，就能依稀看到站在其中的边明洋。
在边明洋的微信签名栏上，写着“轻易不出征，出征必巅峰”。如果说去南极算一种人生“巅峰”，那么这位24岁的幕墙板安装工此时正在经历第二次巅峰体验。
不过，边明洋的巅峰记录远不算多。在与他同行的队友中，有人已是第10次出发去南极。
12月初，参与我国第42次南极科学考察的建设者正在中山站区域进行卸货作业。曹涛 摄
位于南极大陆罗斯海特拉诺瓦湾的恩克斯堡岛在英语中被称作Inexpressible Island，直译为“难言岛”。和这一个名字一样，那里的自然环境的确“一言难尽”。岛上常年多大风，夏天时，风力四五级已属于“难得的好天气”，冬天最大风速能达到每秒60米。此外，因冰川运动，岛上遍布大大小小的碎石，稍不留神就可能崴脚。
与此同时，恩克斯堡岛的美也“难以言表”。它面朝大海，背靠雪山，至纯至净，仿若仙境。岛上还有一处企鹅聚集地，每到夏天都有数万只企鹅前来孵蛋育子。
那年夏天，在上海一处工地干活的边明洋偶然听说有去南极打工的机会，很快便报了名，“这可能是唯一一次机会，能够正常的看到企鹅和不一样的世界”。
虽然有工友说南极很冷、条件很苦，但边明洋一点都没动摇。“如果能去那里为国家做一点事，是非常有意义的。”很正经地说完前面这句，这位00后小伙子又实诚地补充道：“当然了，也想多赚一点钱。”
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，使恩克斯堡岛成了考察南极冰盖雪被、陆缘冰及海冰的理想之地。该岛附近有德国、韩国和意大利的科考站，向南300公里则是美国最大的南极科考站麦克默多站。
2018年2月7日，五星红旗在恩克斯堡岛上升起，中国第五个南极科考站秦岭站正式选址奠基，这也是我国首个面向太平洋扇区的科考站。
在南极建科考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2017年，中铁建工集团南极项目部开始在恩克斯堡岛建临时设施，直到6年后我国第40次南极科考（以下简称“40次”）时，才正式开启秦岭站主体工程建设。边明洋就是作为南极项目部的一员参与到40次中的。
边明洋和队友们刚到恩克斯堡岛时，“那儿什么都没有”。工人们一边从船上卸货，一边搭建生活设施。虽然做了不少心理上的准备，虽然此前也走南闯北去不少地方打过工，但南极的这个工地，还是让边明洋“大长了见识”。
最初，海水淡化系统没安装好，生活用水只能靠带去的桶装水。为了节水，吃饭时大家的碗里都是套上食品袋后才盛饭盛菜，下一顿再换个袋子，筷子则用纸巾擦一下就算洗过。边明洋记得，那时候每天只能用一点水抹下脸、刷个牙，干活干得一身臭汗也洗不了澡。
在南极搞建设，难的不止是生活。回想起40次时的经历，南极项目部经理郑迪形容那是一场“惊心动魄的战役”。地处地球寒极和风极，南极能够干室外工程的窗口期很短，只有每年11月到次年2月。为完成秦岭站主体工程建设，施工队伍刚开始每天干八九个小时，到后来最多时一天干17个小时，日均作业时间超15个小时。
直到现在，郑迪的脑子里还留着一个疑问，“40次时参与建设秦岭站的有84人，那么紧张的工期，那么艰苦的条件，怎么居然没有一个人抱怨？”
11月1日，李乐到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码头为丈夫郑迪送行。本报记者 蒋菡 摄
自2002年以来，中铁建工集团的建设者已经22次远征南极，先后参与长城站、中山站和秦岭站的建设。42次中，南极项目部有10人将参与中山站相关建设任务，其余22人前往秦岭站，与在那里越冬的建设者一起继续完成后续工作。
“很多同样的活儿，在那边干起来难度要大不少。”南极项目部安全总监王世明举例说，“在国内，大多数情况下打地基很容易，但中山站和秦岭站选址处地面都是花岗岩，强度很高，要先在地面打孔，再把基础锚杆插入孔中灌浆固定。”
地上环境不佳，天上条件更不好。2024年初，南极的气候有点反常，刮风的时间比上一年多了一倍。边明洋记得，有一次因为风太大，上下班往返施工区与生活区间500米的路程时，大家必须拉着一条绳子一起走。
那天，王世明也在现场。“大型机械把路面压实了，下雪后走起来非常滑，而且中途有段下坡路，很容易摔倒。”据他回忆，当时风卷着雪花，目之所及全是白茫茫一片。有几个工人绳子脱手后走偏了，王世明赶紧跑上前用小喇叭扯着嗓子提醒。“他们要是往海里走，可就危险了。”
一年多以后，再说起那一幕，见惯大风大浪的王世明还是有些后怕，“我的职责就是要确保每个人干完活，挣到钱，安安全全回家”。
后来有一天，天气预报显示又要刮大风。当时，秦岭站的主楼已基本建成，但4个迎风面的幕墙板还没安装。如果就这样等着风来，主楼可能会因此受损。
“正常情况下，如果风力超过6级，幕墙板就不能起吊，但在南极，这个规定没办法适用。”王世明说，那一次施工队安排了两辆吊车、上了50个人，连续干了十多个小时，硬是赶在大风到来前装好了全部迎风面的幕墙板。
“干活时真觉得苦，但回想起来还挺有趣的。”王世明笑着说，越艰难越激发斗志，幕墙板装完后，好多工人都想哭。那是一种五味杂陈的情绪，兴奋，激动，如释重负，还有一些自我感动。
边明洋的想法倒是和别人不太一样。“当时只想着，这活儿要是干不完，《新闻联播》就上不了了。”他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。
郑迪记得40次中与秦岭站建设相关的许多数据，13天完成秦岭站区域9300吨物资的卸运工作，不到15天完成秦岭站主楼钢结构搭建，仅用52天完成秦岭站结构和外幕墙施工……
他尤其记得，在工期最后一个节点前3天，持续的大风突然停了，施工队得以争分夺秒地完成收尾工作。“挺神奇的。”郑迪感慨，“这可能就是信念的力量吧。”
使命必达。正如斯蒂芬·茨威格在《人类群星闪耀时》中写的那句话：一个人对奇迹的信念，永远是奇迹能够产生的首要前提。
在今年南极项目部的出征队伍里，钢结构安装工万尚拿到的是“最后一张船票”。
“我太幸运了！”万尚说一开始自己是候补人员，因为一位工人临时退出，他才有了第4次去南极的机会。
“第一次去比较开心，这一次去很开心。”出发前，当被问及心情时，边明洋这样说。
“因为又能看到企鹅、海豹了！”他不假思索地回答，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神情，“宿舍附近经常能看到企鹅，最近的时候离我们只有一两米。”
此次随42次出征的中铁建工集团人员中，像万尚和边明洋这样的普通工人有25位。钢结构安装工王忠是其中去南极次数最多的，10次。41次时留在秦岭站越冬的南极项目部副经理罗煌勋——大家都叫他老罗——则是全集团去南极次数最多的，14次。
这是老罗第4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在南极越冬了。10月5日，他在秦岭站度过了自己60岁的生日。等到明年4月随42次回国后，老罗就要退休了。
出于工程建设需要，南极项目部每年会有少量人员在科考站越冬。41次在秦岭站越冬的共有43名队员，这中间还包括32名南极项目部的建设者。越冬期间，他们主要负责秦岭站主站区的室内装饰和机电安装工作，并对管线等设备设施进行巡检维护。
“去得多了会有种情结，以后回味起来，也会感觉自己这辈子还挺有意思。”老罗说。
想一去再去的不止是建筑工人。2024年，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王彬作为南极项目部成员随41次第一次出征南极。他的主要任务是参与秦岭站新能源系统的规划建设与运行调试，重点围绕氢能源应用展开工作——这些都要和工人们并肩作战。
41次时，王彬参与了主楼地面积雪清除、新能源区场地清理和坐标标定等工作，为主楼施工和新能源建设开辟作业面。他最难忘的，是为完成从新能源区到站区后勤中心的电缆铺设任务，当时在秦岭站的70多人一起手拉肩扛，拖拽着单根重达6吨的电缆，顶着大风在满是冰碴的地面上艰难前行。最终，经过10个小时艰苦奋战，16根电缆全部铺设完成。
“在南极，施工窗口期非常有限。”王彬说，“在那里，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工人，任何一个人都有争分夺秒的紧迫感。”
今年2月28日，即将离开南极回国的王彬拍照留念，与两个月前刚抵达时相比，照片里的他晒黑了许多，也沧桑了许多，看起来和一个工人没什么区别。
在那之后，只过了不到9个月，王彬又成了42次500多名队员中的一位。他说自己愿意重返南极，是因为在那里做科研，有“无可比拟的价值”。
41次期间，王彬和队友在南极首次部署了氢能源系统，并成功产生第一方绿氢、发出第一度绿电。按计划，42次时，他们将逐步推动含氢的新能源系统在秦岭站的深化应用与技术升级。
王彬觉得，南极是验证技术、挑战极限的天然现场，每一次出征都可能解决一个实际难题、推动一项技术突破，“这种探索所带来的成就感与使命感，足以超越所有艰难险阻”。
“第38次基础预埋，第40次主体搭建，第41次主体完成，第42次即将完工。从无到有，我们像搭积木一样把秦岭站一点点建起来，很有成就感。这是我想坚持干下去的原因。”万尚说。
得知自己最后时刻进入南极项目部名单时，万尚正在家里休息。9月中旬结束在广东一个高铁项目上的工作后，他一直歇到了10月底。那一个半月，是万尚打工十多年来给自己放的最长的假。
女儿刚上初一，在学校不太适应，再加上进入青春期，情绪时不时有波动。万尚在家的时候，平时每天接送她和6岁的儿子上下学，周末就带着他们去爬山。他还常常跟女儿聊自己在十多岁时的经历。慢慢地，女儿跟这个常年在外的爸爸亲近起来。
万尚出发去上海前一晚，女儿第一次在告别时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，不舍地问：“爸爸，你明天可以不走吗？”
住进“雪龙”号宿舍当晚，万尚在日记里这样写道：“在9月归家后这段珍贵的日子里，他们终于再次体会到了这久违的父爱。”
万尚外表高大壮实，内心却细腻柔软。他不爱喝酒、打牌，而是喜欢“写点什么”，在工人中显得有些另类。“在外打工的人很多时候是矛盾的、挣扎的，容易变得没有灵魂。”万尚说，“我在努力让自己不丢失灵魂。”
40次和41次返航后，万尚给两个孩子带回的都是独一无二的礼物——他在南极之行中写下的日记，“想让他们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大”。
日记里，万尚写下了南极的美，“刚刚坐上挖机，悬崖下的海水里突然蹿出一条鲸鱼，灰色的身体，圆鼓鼓的脑袋，却在眨眼间消失在了海面”；写下了工作的忙碌，“趁着好天气与时间、气候赛跑，争分夺秒地把货物卸下船，几乎是24小时轮流上，现场热火朝天”；写下了对家人的思念，“短暂的离别不是距离的拉远，而是心灵的靠近，因为那份思念让心更加紧密相连”。
万尚也写到了王彬。“今年来了许多知识分子……更不可思议的是清华的教授，也和我们干一样的活，看起来也和普通大众一样。直到和他们聊天，才显示出他们的与众不同。谈吐中透露的自信、得体、涵养，明显区别于普通人。”
万尚或许不知道的是，在“知识分子”王彬眼里，他和他的工友们同样不是“普通人”。“科考站建设者在极端环境中把设计蓝图转化为现实，他们不仅是南极科考事业不可或缺的基石，也代表着人类探索精神中特别坚实、沉默和值得尊敬的那一部分。”王彬说。
在《南极探险记》里，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人——挪威极地探险家罗阿尔德·阿蒙森记录了他和同伴们在1911年12月14日成功登陆南极的经历。另一位挪威探险家、曾在1893年远征北极点的弗里乔夫·南森在该书的序中这样写道：“这是人类思想和人类力量战胜大自然统治和力量的一场胜利，是让我们跳出灰暗单调的日常生活的一次壮举。”
在“雪龙”号前，身穿暗红色毛衣的李乐抬头向舷梯方向张望，考察队员代表正陆续下船参加出征仪式。
虽然每个队员都穿着同样的队服，李乐还是一眼看到了丈夫郑迪，她的脸上立刻绽开了灿烂的笑容。
2011年国庆节期间，李乐从北京到上海旅游，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郑迪。当时朋友提到的那句“他马上要去南极建科考站”成了郑迪在李乐心里独特的“加分项”。“当时我就觉得，能去南极干活的人应该挺厉害的。”李乐略显腼腆地说。
2009年，郑迪大学毕业进入南极项目部，一干就是16年。2020年，他开始担任南极项目部经理。2023年起，他已连续3年带队出征。
李乐能明显感受到丈夫3年间的变化，“去南极工作所承受的压力很大，前两年出发时他多少有些紧张，这次已经比较淡定了”。
9时30分，出征仪式开始。据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负责的人介绍，本次考察将重点开展三项任务，其中之一是推进秦岭站配套设施建设与系统优化——该任务主要由郑迪带队完成。
按照计划，南极项目部将完善秦岭站科研栋、储油供油系统和通讯网络等配套设施，逐步提升考察站运行保障和科学研究支撑能力。同时继续验证已建成的海水淡化、风力发电、光伏发电等国产化设施设备在极端环境下的适应性，寻求新突破。
南极科考，一去8万海里，往返要4个多月。虽然已不是第一次送行，不过当代表启程的汽笛声响起时，一直把手机镜头对着丈夫拍摄的李乐还是一下就红了眼眶。
34岁的张州是南极项目部技术员，已经连续参加了40、41和42次。“今年3月19日回来，赶上孩子4月6日出生。在家待了一个多月，回到项目部完成41次收尾工作，接着就开始准备42次的材料清单。”他说，“明年回来，孩子应该能扶着墙站了。”
32岁的钢结构安装工张利新是“南极二代”，今年第4次去。这次他的行李里有两罐妈妈做的辣椒酱，要带给在秦岭站越冬的水暖工父亲张建，“他太久没回家了，让他尝尝家里的味道”。
远在天涯的张建最牵挂的是92岁的老母亲。每次他问起，张利新都说“挺好的”。事实上，“今年6月奶奶感冒，直到8月才恢复”。
这次张利新要去南极，奶奶老哭，怕再也见不到孙子了。“但我还得去，得挣钱。”张利新说。谈及南极的苦，他笑着反问：“工人家孩子还怕苦吗？”
53岁的王世明这回是第4次去南极。“说‘家国情怀’这个词可能有点大，但我们去了南极之后觉得当之无愧。”他深有感触地说，“我们不了解科学家们做的事，但相信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。在南极，每一项科研里都有我们。”
王世明记得，40次时，“雪龙2”号到了恩克斯堡岛，工人们下船干活，科学家们继续坐船科考。“他们离开的时候那里什么都没有。50多天后他们回来时，看到秦岭站主体已经起来了，一个个激动得都要哭了。”
今年3月，中铁建工集团成立了极地研究中心，将统筹资源从极地装备、极地科研等方面寻求新的突破。
“南极的活不好干，去的人身心都面临很大挑战，但在南极搞建设，很多方面属于‘无人区’，有很多空白等待我们去填补。”该中心主任闫高峰兴致勃勃地说，“我们干的不是项目，是极地事业。”
12月7日，《新闻联播》播发消息：目前，两条破冰船再加上直升机、雪地车，一场海陆空协同的卸货作业正在南极全面展开。中山站卸货作业计划持续两周，结束后，“雪龙”号和“雪龙2”号将分别驶向秦岭站和长城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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